规模化养鸡的硬件设施越来越完善上档次，给了一些人一种认知，那就是，形势大好，不是小好，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。形势大好的主要标志，就是养禽业集约化、自动化程度日益提高，只要硬件过得硬，管理很简单，再加上做好免疫，就可以不用药物来防治疾病了，可以完事大吉，高枕无忧了。这是真的吗？笔者以为，形成这种认识的，大多是从宏观上作出判断，而这个所谓“宏观”，是由一部分真实状况加上一部分道听途说，以讹传讹，还有相当外行的炒作叠加组合而成的。硬件的改善提高真有那么大神通？可以抹杀几乎所有的致病因素？这乐观的理想国真的离我们不远了吗？
笔者也曾误认为就是那么回事。比如，现时的全程药费，平均每只鸡不足0﹒8元，顶多0﹒4元等。可是，迈开双脚走到临床一线的实地去调查一番，情况并非如此。一个肉鸡养殖场平均每年出栏4～5批鸡，这其中，某一批或两三批均只用药不足0﹒8元是有的；甚至不足0﹒5元也是有的，但全年平均呢？有哪个鸡场全年不闹回病？一个是全年的平均数；一个是新鸡舍和老鸡舍、新养殖区和老养殖区的差别——新建比老旧鸡舍自然发病少，用药也少。可是，新鸡舍经过一段时间也会变为老鸡舍，病原的积累会增加，发病的几率也会增加。
从事养殖业，大家都希望发病少，用药也越少越好。这是主观愿望，也正在朝着这愿望目标迈进，但硬件和集约化本身的进步不会是唯一的指望。还有一些别的因素在起作用，有人提出，今后的兽医工作的重点是由治疗兽医朝着预防兽医转变，再朝着营养兽医、管理兽医、决策兽医等转变。这个愿景并不错，但治疗兽医并不会被转换没了，而是责任更重了，因为发病的因素更趋复杂了。正如有关专家指出的那样，有四个方面如此这般：
专家指出，
一、在动物饲养实践中，人类为追求动物的快速生长，在品种选育上过分偏重于生产性能的提高，而忽视了机体抗病能力的保持与加强，使动物更易受病原体的侵袭。饲养的动物（如猪、鸡）在人工的保护下（如药物和疫苗），虽然其生长速度越来越快，但抗病能力却每况愈下。如在猪的选种育种方面，由于大众媒体和有关企业的片面炒作宣传，引导人们过度追求瘦肉率，背膘虽然越来越薄，眼肌面积也越来越大，肌间脂肪含量越来越低，但猪的抗病能力却越来越差，各种综合征等接踵而来。因为，由于商业利益的驱动，在品种选育上不遵循物种进化规律，过度的人为干预很难遏制。
二、动物的高密度饲养为传染病的发生和流行提供了条件。众所周知，亚洲是世界的流感中心（年、年、年和年亚洲和香港地区发生禽流感和人流感），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亚洲人口密度大，动物和人群混居，特别是猪和禽类近距离饲养。有研究认为，麻疹病*的流行需要50万人口的规模来维持，犬细小病*病的流行也需达每平方千米12条易感犬，而当每平方千米降到6条易感犬时，细小病*病的流行即会停止。又如，鸡传染性支气管炎（IB）于年首次发生时被认为是雏鸡疾病，40年代后蛋鸡出现呼吸道症状和产蛋下降、60年代发现肾型IB、90年代出现腺胃型IB、随后又有肌肉型IB、肠型IB的报道，研究认为不同病征IB的出现与鸡群的高密度饲养密切相联。实际上，对动物的养殖不应盲目追求单位面积的载畜量，而要强调单位动物的空间拥有量，提倡动物福利。现在的养殖业现代化成了“现大化”，集约化成了“高密度化”。不闹病才怪。
三、动物与病原的相互斗争主要在人工设计的舍内进行。人们总是以为只要动物处在封闭的环境中，动物就会很少生病，但往往事与愿违。因为这种封闭人为制造了无运动无阳光无清洁空气的局部小环境。另一方面由于不断从外界（尤其是国外）引进新的品种（也包括新的病原体），使动物群体的病原谱（即动物群或动物个体及其周围环境中所有的病原）平衡被打破。这就形成了硬件和疫苗所无法承担的发病的不可预见性难题。
四、传播媒介的复杂庞大性。传播媒介是指参与传播病原体的各种外界环境因素，包括两类∶即生物的和无生命的物体的。近年来由于全球气温变暖，地球生态系统遭到破坏，各种生物数量和种群结构改变，激活了病*、细菌和寄生虫等病原体，并给储存宿主和传播宿主创造了广阔的空间。媒介昆虫的生长繁殖，使其体内携带的病原体致病力增强，促进了虫媒传染病的暴发与流行，如疟疾、血吸虫病、病*性脑炎、登革热乃至艾滋病（AIDS）等的传播。人类生产建设造成自然环境改变，给病原微生物、寄生虫及其储存宿主和传播宿主的繁衍创造了良好条件。全球化生产、贸易与发达的交通加速了疫病传播。此外，野鸟和野生动物在疫病流行中的作用也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重视，候鸟迁徙促进了病原体远距离传播等。
笔者这里所说的，并不是要给规模养殖抹黑、泼冷水，而是要提醒同仁们注意，不要盲目乐观，我们距离不用药的“理想国”尚有相当距离，大量的临床实践（包括最近的安卡拉病）都已说明，养殖业的健康发展是多层面综合系统工程建设，一厢情愿的单指望“哪块云彩下雨”是脱离实际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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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按